大國競爭格局下東盟對外貿易重構與應對策略研究

作者 | 李帆 韓哲 楚力銘

作者簡介 | 李帆,云南財經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韓哲,云南財經大學經濟學院碩士研究生；楚力銘,云南財經大學國際工商學院碩士研究生

來源 | 《印度洋經濟體研究》2025年第4期

摘要

隨著中美戰略競爭的持續深化,全球貿易格局與產業鏈體系發生深刻重構。東盟國家作為全球價值鏈的關鍵節點與中美經貿競爭的重要場域,其對外貿易結構呈現出從數量擴張到質量重塑的復雜轉型過程。本文基于2018年至2024年東盟與中美兩國進出口貿易數據,系統分析東盟國家出口結構的技術梯度變化和全球價值鏈嵌入模式的演化特征,揭示東盟國家在區域貿易再分配過程中的功能定位與路徑分化趨勢。中美關稅博弈顯著提升了東盟的出口替代效應,但這種替代效應高度依賴中國的中間品供給,呈現結構性與國別差異的特征。同時,東盟國家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嵌入方式逐步由低端加工型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轉變,國家間產業升級路徑呈現顯著分化。此外,東盟國家與中國在區域價值鏈構建中展現出深度協同性,雙方通過中間品貿易、產能合作和制度規則對接,形成了區域分工模式,為東盟在全球價值鏈中的韌性提升和穩定嵌入提供了制度支撐與產業基礎。本文進一步將東盟國家根據制度適應能力和產業鏈功能演化分為四種類型,提出差異化的戰略應對策略。研究結論有助于深入理解大國競爭背景下東盟貿易結構轉型的內在邏輯,為東盟有效實現產業鏈升級、制度協同與價值鏈深度嵌入提供理論依據與實踐參考。

一、問題的提出

當前,全球治理體系正處于深刻調整過程中,大國之間戰略競爭的不斷加劇引發了全球貿易格局的系統性重構。東盟(ASEAN)作為連接亞洲、太平洋與印度洋的重要經濟樞紐,其在經濟一體化、貿易協調以及地緣戰略中的作用日益凸顯,逐漸成為大國經濟競爭的重要交匯點與政策博弈的關鍵區域。近年來,東盟國家通過深化內部經濟合作,持續推進東盟自由貿易區(AFTA)建設以及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落地,不僅顯著提升了區域內的凝聚力,也在全球供應鏈重構與區域經濟規則演進中發揮了重要的引導作用。

中美戰略競爭與貿易摩擦的持續升級,正深刻重塑全球經濟與產業格局。2003—2024年,中國經濟規模快速擴張,國內生產總值(GDP)占全球比重由4.2%顯著提升至16.8%,對全球生產網絡的重塑作用日益突出,尤其對東南亞區域生產布局產生了深遠影響。美國則將“印太戰略”視為強化其在亞太區域經濟主導地位與供應鏈安全的戰略手段,不斷加強與東南亞國家的經貿聯系,以強化區域內的戰略影響力。隨著中美博弈進入深水區,東南亞區域逐漸成為全球產業鏈轉移、供應鏈重組和戰略協調的重要戰略緩沖帶與競爭前沿。

自2018年以來,美國依據“301條款”陸續對中國輸美商品加征關稅,中美經貿摩擦持續升級,涉及范圍從傳統制造領域逐步擴展至半導體、通信技術、新能源設備等高端技術領域。2024年,美國政府進一步提高中國電動汽車、光伏組件、鋰電池等產品的進口關稅,電動汽車稅率一度達到102.5%,光伏組件關稅加征比例高達50%,加大全球產業鏈調整力度。東盟國家在全球貿易結構重組中對美出口顯著增長,尤其在機械設備、電子零部件與信息通信技術(ICT)等技術密集型產品領域增速突出,出口結構逐步由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向資本與技術密集型產品轉型升級。與此同時,東盟國家與中國的經貿關系也逐漸向深層演化。以RCEP為代表的區域多邊貿易協議,為中國與東盟在中間品貿易、加工制造、產業鏈協作等方面提供了規則保障。通過深化生產分工與共建區域價值鏈,雙方構建了緊密互嵌的區域經濟合作網絡。

因此,深入分析大國經貿競爭背景下東盟國家對外貿易結構的調整路徑與演化邏輯,對于準確把握全球貿易格局的變化趨勢和區域產業鏈的重構方向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本文聚焦東盟國家在復雜博弈格局中如何實現貿易重構、產業升級與區域協同的應對策略。由于東帝汶于2024年11月才正式加入東盟,且尚未全面納入區域貿易統計體系,本文分析所涉東盟國家為原有十國,不包括東帝汶。本文旨在闡明東盟國家在大國競爭格局下實現貿易結構重構與產業升級的內在邏輯,為區域經濟體在全球貿易規則變化與產業鏈調整中的政策制定與戰略布局提供理論支撐與實踐參考。

二、文獻綜述

隨著全球經濟政治格局變化,大國間的戰略競爭已成為影響全球貿易體系的重要因素。特別是中美兩國之間的經貿摩擦,從關稅政策延伸至技術、安全和制度等深層領域,不僅重塑了雙邊貿易格局,也對全球供應鏈穩定和區域經濟合作產生深遠影響。已有研究圍繞中美戰略競爭下全球貿易格局變化、第三方經濟體的經貿響應及東盟地區的產業與制度調整,逐步形成了多層次的研究視角。總體而言,現有研究成果集中體現了以下三方面特征。

第一,中美貿易摩擦作為一種深層次外部沖擊,顯著加速了全球產業鏈的空間重組和區域再布局。格羅斯曼和赫爾普曼(Grossman & Helpman)指出,貿易摩擦作為一種外部沖擊,將促使全球生產活動進行地理再配置,進而引發中間品與最終產品在全球空間的“避險性轉移”。鮑德溫(Baldwin)進一步強調,在全球價值鏈高度嵌套的背景下,大國政策變動常會引發區域間非線性替代效應,從而加速全球生產網絡的空間重構。中美貿易摩擦影響跨國企業選址決策與供應鏈布局,促使全球產業鏈朝著“分散化”“區域化”和“風險規避”方向演進。尤其在半導體、生物制藥等戰略性產業領域,這一趨勢表現更加明顯。

第二,盡管東盟在中美經貿摩擦下實現了階段性出口替代與產能承接,但現有文獻普遍指出該替代效應存在結構異質和路徑依賴。如Hayakawa(2024)認為,越南對美出口商品中超過一半與美國對華加稅清單重合,呈現“機會型嵌入”特征,而馬來西亞、新加坡的替代效應則相對有限。更為重要的是,這種替代效應受到東盟國家對中國中間品依賴限制,難以實現產業鏈閉環。此外,越南的出口擴張高度依賴外資布局與訂單轉移,本地技術吸收能力不足,制約其持續增長潛力。東盟在貿易結構重塑過程中尚未真正擺脫外資主導與中間品依賴的路徑鎖定,產業嵌入的深度與自主性仍有待提高。

第三,東盟國家的對外貿易結構調整已超越簡單替代,體現出產業鏈功能、技術含量與制度嵌入的深層重構趨勢。近年來,越南、馬來西亞和泰國等多個東盟國家的制造業出口逐步從勞動密集型產品向機械設備、電子零部件等技術密集型產品轉型,產業升級趨勢顯現。同時,東盟國家積極參與RCEP、推動區域產業鏈的協同分工,逐步降低對中美單一市場的過度依賴,增強供應鏈韌性和競爭力。在半導體等關鍵產業網絡中,新加坡已穩固處于全球核心節點,而越南、馬來西亞等國也在封裝測試等環節形成明顯的技術嵌入優勢。此外,ICT基礎設施和數字經濟發展,顯著提高了東盟國家出口結構的復雜性與高新技術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綜上可見,現有研究從多維角度揭示了中美戰略競爭背景下東盟貿易結構的變動路徑,為理解大國博弈對區域經濟體影響提供了重要參考。然而,隨著大國博弈日趨復雜,貿易替代的可持續性與產業鏈本地化嵌入等問題逐漸凸顯,東盟國家面臨的結構調整任務也更加多樣。特別是在中間品環節的動態演化、東盟內部結構差異與應對策略等方面,仍有深化空間。基于此,本文在吸收既有成果的基礎上,聚焦中美關稅博弈下2018年至2024年東盟國家貿易規模及結構變化,研究東盟國家在全球價值鏈位置的演變趨勢及其產業升級路徑,呈現東盟在大國競爭格局下角色調整,為區域經濟體應對復雜外部環境提供理論依據和實踐指導。

三、大國關稅博弈進展與東盟國家角色調整

在中美戰略競爭持續升級的背景下,關稅政策已經成為重塑全球貿易格局的重要工具。2018年以來,美國陸續對中國商品加征多輪關稅,引發全球供應鏈的結構調整。作為中美兩國的重要經貿伙伴,東盟國家在應對外部沖擊過程中展現出口規模調整、貿易結構優化、產業鏈重組等多重反應。

(一)中美關稅博弈演化進程

自2018年3月美國依據“301條款”對中國發起首輪關稅調查以來,兩國之間貿易摩擦迅速升級。至2024年底,美國已累計對超過60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征關稅,涉及商品類型從低附加值初級產品延伸至高技術終端產品,最高稅率超過100%。特別是在2024年特朗普政府重新執政后,新能源汽車、光伏組件、半導體設備、電池等戰略性高科技產品成為高關稅清單的重點,加速了“選擇性脫鉤”趨勢。

2025年2月至7月,中美關稅博弈進一步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全面升級期(2025年2—4月)。2025年2月1日,美國以“芬太尼責任追溯”為由,對中國全部進口商品征收10%的額外關稅,3月初稅率上調至20%。4月2日,美國進一步對大多數中國商品追加10%~50%的“對等關稅”,其中電動車、電池等戰略性產品平均稅率高達145%。中方亦采取對等措施,對美國高度依賴中國市場的玉米、大豆和高端醫療設備等商品加征平均超過125%的關稅。這一階段美國啟動全面征稅,兩國之間無談判機制,對重點品類進行懲罰性征稅,標志著中美關稅戰進入全覆蓋、低協商的高烈度對抗態勢。

第二階段,戰略緩和期(2025年5月)。為緩解全面對抗帶來的產業鏈沖擊,5月12日雙方簽署“90天暫緩升級協議”,美國將針對中國商品的統一稅率降至平均30%,中國亦將反制稅率調降至10%,并暫停增加新的稅目。同時,美國宣布對鋼鋁和汽車零部件等商品實施可浮動稅率機制,并倡議將此“互惠條款”制度化,促進與其他國家構建雙邊貿易框架。這一階段中美對話空間重啟,美國啟動豁免機制,意圖通過差別化安排,為其構建安全貿易網絡創造談判空間。

第三階段,策略分化期(2025年6月起)。美國貿易政策在此階段明確轉向差別化策略。6月23日,美國發布“關稅分級國別清單”并動態調整。7月4日白宮進一步頒布“互惠關稅行政令”,從8月1日起對未簽署貿易協議國家實施10%~70%的浮動稅率,并特別啟動針對東盟國家的原產地審查和反規避調查。分化策略表明美國試圖將中美直接貿易沖突的壓力轉嫁至區域層面,東盟國家成為重要的政策壓力傳導目標。

(二)東盟國家在中美關稅博弈中的角色轉換

在中美貿易沖突背景下,東盟國家逐漸由被動接受沖擊的外部響應方轉變為主動調整貿易結構、積極融入全球價值鏈的戰略參與者,具體體現在三個相互疊加的角色身份上,即替代者、承壓者與選擇者。

第一,替代者角色。出口結構的替代與增長。隨著中國對美出口受高關稅政策影響而出現下滑,東盟國家在相關商品品類出口中出現顯著的結構性替代現象。如圖1所示,2018年至2024年期間,中國對美出口年均降幅達3.2%(右軸),而同期東盟國家對美出口整體呈現穩定增長趨勢(左軸)。尤其是越南、柬埔寨和老撾的增長率分別高達18.59%、22.51%和34.05%。進一步的商品結構分析顯示(見圖2),東盟對美出口增量主要集中在家具、電子組件、服裝等傳統由中國主導的出口領域,其出口擴張并非源于整體競爭力提升,而是更多體現為“結構性接替”中國所釋放的市場空間。東盟貿易增長深度嵌入于中美貿易沖突的結構性轉移之中。

第二,承壓者角色。美方差別關稅政策的次級承壓區。東盟成為美國關稅政策差別施壓的主要目標區域之一。表1具體呈現了東盟十國面臨美方關稅施壓的差異化狀況。其中,柬埔寨、泰國、老撾與緬甸四國對美出口依賴度高、出口產品集中于敏感品類(如服裝、木材等),且在原產地監管、制度透明度等方面存在短板,被列為高風險“懲罰組”,擬征稅率超過36%。文萊和馬來西亞雖然在敏感產業上有所涉足,但具備與美談判潛力,暫未觸發系統性信任危機,擬稅率集中為25%。印度尼西亞、菲律賓和越南三國通過雙邊對話與采購承諾換取稅率下調;例如越南在與美方簽署協議后,其電子與紡織品類稅率由原計劃的40%降至20%;印尼則在承諾擴大對美商品采購后,稅率自32%下調至19%。而新加坡因制度環境和技術能力突出,被列為“豁免組”。這種差別化施壓策略顯示,美國正試圖將貿易治理壓力制度化并轉嫁至區域層面。

第三,選擇者角色。東盟國家的戰略選擇空間與路徑分化。面對中美制度競爭和貿易規則分化的外部環境,東盟各國基于自身制度適應能力、貿易結構及戰略偏好,在貿易路徑選擇上逐步顯現差異化趨勢。制度完善、出口依賴集中且產業基礎雄厚的國家(如新加坡、越南)主動與美方開展雙邊協議談判,構建明確的市場準入安排,以降低不確定性。制度能力中等且出口結構分散的國家(如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則更傾向于保留策略彈性,維持政策模糊性,在中美之間尋求戰略回旋空間。制度能力不足、透明度較低的國家(如柬埔寨)則因缺乏制度回應能力,被美方納入高監管范圍,面臨較高的結構性風險。

中美關稅博弈已從雙邊直接沖突發展為深刻影響東盟地區貿易格局與價值鏈重構的重要外部沖擊因素。東盟國家的角色逐步由單純的外部響應轉為主動參與全球價值鏈結構重組的戰略行為者。東盟國家在貿易替代、制度承壓與戰略選擇方面呈現分化趨勢,不僅反映中美貿易政策的區域傳導效應差異,也體現出東盟自身在全球貿易體系中日益凸顯的主體性和戰略性。

四、東盟對外貿易結構變遷邏輯

在中美競爭加劇與關稅戰持續升級的背景下,東盟國家的對外貿易結構正在經歷由數量擴張向質量重構的深層轉變。本部分從產品結構與價值鏈嵌入模式兩個維度出發,系統刻畫2018年以來東盟國家對外貿易結構的動態演化趨勢,揭示其在全球供應鏈的嵌入模式變化。

(一)出口產品結構的技術梯度與產業升級路徑變化

近年來,受中美貿易摩擦與全球供應鏈重組雙重影響,東盟國家的出口產品結構發生了顯著變化,不僅表現為技術密集度的持續提升,也呈現出國家間功能分化與分工升級的不同路徑。

1.技術梯度的變化

從技術密集度來看,東盟整體的出口結構逐漸從勞動密集型產品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升級。依據OECD技術強度分類框架及ISICRev.4—HS2017映射標準,對2018年至2024年東盟國家出口產品的分析表明(見圖3),產品出口結構變化具有異質性。

老撾出口高度集中于低技術產品,2023年出口占比為51.42%,產業結構仍以低附加值、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短期內產業升級能力有限。柬埔寨雖也以低技術產品為主,但在高技術產品出口占比已顯增長,2023年達15.55%,呈現升級趨勢。文萊、印度尼西亞維持在中低技術產品出口為主,但中高技術產品出口占比也呈增長趨勢,2023年分別達到17%和11%左右。菲律賓、馬來西亞與新加坡在高技術出口占比上表現突出。2023年,菲律賓高技術產品出口占比達68.45%,新加坡為58.02%,馬來西亞為50.68%,顯示出三國在電子制造、醫械和通信設備等領域具備較強競爭力。泰國和越南的高技術產品占比穩步提升,2023年分別達到34%和48%,已在中高端電子、電氣設備和機械制造領域逐漸取得分工優勢。總體來看,東盟出口技術梯度結構正在重塑,菲律賓、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已進入高技術驅動階段,越南、泰國穩步邁進,文萊、印尼升級略慢,老撾、柬埔寨、緬甸等國仍處于初級階段。

2.產業升級路徑分化

除技術梯度演進外,各國在全球供應鏈中的功能路徑亦呈現出顯著分化。借助經濟復雜度指數(Economic Complexity Index,ECI)這一衡量國家出口品類多樣性與知識密集度的綜合指標(Hidalgo & Hausmann,2009),可進一步識別其產業能力與路徑依賴。ECI較大的國家在全球經濟中處于領先地位,具備更多的創新能力和經濟韌性,反之則可能面臨較大的風險。

如圖4所示,2018年至2023年間東盟國家ECI值分化趨勢顯著。新加坡始終位居東盟首位(2023年達2.52),體現其在高技術產品制造與服務嵌套方面具備高度復雜性與結構穩定性。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和越南處于中等復雜度水平,其中越南ECI穩步上升,從2018年的0.16增至2023年的0.35,顯示其產業多樣性和附加值能力正在提升。菲律賓和泰國則出現一定波動,表明其制造升級仍受內外部約束。相比之下,印度尼西亞、老撾、緬甸、柬埔寨與文萊的ECI值整體偏低,2023年分別為-0.24、-0.58、-0.98、-0.33和-2.5,反映出其出口結構依然集中于初級產品或低端加工,缺乏技術擴散與產業延展能力。總之,東盟國家對外貿易結構正在由低附加值品類向高附加值領域拓展,但國家間升級路徑顯著分化。部分國家(如新加坡、馬來西亞)已基本實現向“創新導向”轉型,另一些國家仍處于“成本比較優勢”主導的階段。在全球供應鏈持續重組背景下,出口結構與產業功能的協同演進,將成為決定東盟各國未來價值鏈地位與增長韌性的關鍵因素。

(二)全球價值鏈中的嵌入模式演變

除經濟復雜度外,出口結構的升級更深層地體現在全球價值鏈(GVC)中的嵌入模式變化。具體而言,不同國家在GVC中的參與層級決定了其附加值獲取能力與抗風險能力。為精確量化各國的全球價值鏈參與情況,本文參考Koop-man等(2010)提出的GVC參與指數計算方法,得到東盟國家制造業的前向嵌入度、后向嵌入度和GVC參與度。GVC參與指數從整體上衡量了一國某產業參與全球價值鏈的深度和分工地位,前向嵌入度越大表明一國某產業處于國際分工地位越高,在技術或資源上具有上游優勢;后向嵌入度越高表明該國該產業越依賴進口中間品,以加工組裝為主。因數據可得性,本文測算了2018年至2020年東盟各國制造業的GVC參與度,詳見表2。數據來源于OECD的TIVA數據庫,其中制造業行業的選取參考王慶年等(2023)學者的研究,在TIVA的45個行業中選取17個制造行業。

東盟各國在全球價值鏈(GVC)中的嵌入模式表現出不同的產業結構和競爭優勢。馬來西亞、新加坡和泰國在前向與后向嵌入兩個維度上均處于東盟前列,2020年三國的GVC總參與度分別為0.78、0.79和0.77,均超過0.77,且前后向嵌入度結構相對均衡,體現出其在全球產業鏈中已具備多環節參與能力,屬“雙向型深度嵌入”國家。馬來西亞依托其在半導體封裝、電子制造和化工中間品生產方面的成熟產業基礎,形成了較為完整的產業鏈體系。前向嵌入度(0.41)和后向嵌入度(0.37)相近,表明其既是全球制造鏈中重要的中間品供給者,也大量依賴進口高精度元件與設備開展精密加工,其產業協同與升級能力在東盟中處于領先位置。新加坡則在高技術服務與高端制造方面具有獨特優勢,其后向嵌入度(0.46)在東盟國家中居首,表明其對高端中間品和資本品的依賴較強,且通過再加工與服務嵌套形成高附加值出口,如生物醫藥、精密儀器、ICT等領域。同時,得益于其開放型制度環境和高水平的國際規則適應能力,新加坡在全球貿易治理中亦具備較高的議價能力。泰國憑借其在汽車組裝、家電制造和食品加工等行業的深厚基礎,構建起區域性的制造樞紐角色。其前向(0.40)與后向(0.37)嵌入度也維持高水平,顯示其在上下游環節均有顯著參與。這種“雙向對接”結構使泰國不僅能夠承接來自中國、日本等國的中間品輸入,也能將其加工后產品出口至歐美和區域市場。上述三個國家的GVC參與結構反映出它們已成為區域價值鏈垂直分工的關鍵節點,不僅在制造端具備較強的功能完整性,也在制度響應和貿易談判中擁有相對更高的戰略主動權,具備邁向高附加值產業的潛力。

文萊、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則在GVC中展現出強烈的“資源型前向嵌入”特征。2020年三國的前向嵌入度分別為0.41、0.52和0.47,均明顯高于其后向嵌入度,說明其出口結構中以初級產品或中間品為主,參與全球價值鏈的方式以資源或初加工輸出為核心。文萊主要依賴于石油、天然氣及其衍生品的出口,其制造業基礎薄弱,后向嵌入度在東盟中最低(0.25),反映出其尚未形成有效的進口加工體系,GVC嵌入更呈現出單向出口依賴特征。其出口的中間產品大多用于其他國家的能源輸入或基礎工業原料,未能有效帶動本國產業協作升級。印度尼西亞則在礦產資源、棕櫚油與初級金屬冶煉等領域具有廣泛對外輸出能力。其前向嵌入度在東盟最高(0.52),說明其作為全球中游加工與基礎資源供應方的角色較為穩固,但由于加工深度不足、工業體系不完整,其后向嵌入度始終偏低(0.17),限制了其制造業產業鏈的拓展空間。菲律賓盡管電子產品出口占比較高,但主要集中在中低端電子組件、封裝與基板材料等,其前向嵌入度(0.47)遠高于后向嵌入度(0.27),表明其更多扮演的是“零部件供給者”而非“整機生產者”角色,其高附加值制造能力尚未成型。資源型前向嵌入模式顯示出上述三國的價值鏈參與方式相對單一,出口結構對外依賴度高,自主可控性較弱,若未能實現向加工深度和產業延鏈方向發展,可能長期固化在低附加值的價值鏈初級環節,產業升級尚未完成。

柬埔寨、老撾與緬甸三國的GVC嵌入水平整體較低,前向與后向嵌入度均不足0.35,總參與度也長期維持在0.63–0.66之間,屬“低度嵌入型”國家。這類國家多以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如成衣、鞋類、家具等,工業基礎薄弱、技術能力有限,參與全球價值鏈的方式以“外資主導+低端加工”為主要特征。柬埔寨出口結構高度集中,2024年對美出口中服裝與鞋類占比超過45%,GVC后向嵌入度雖有小幅提升(2020年為0.34),但前向嵌入度始終低位(0.30),說明其尚未形成穩定的中間品供給能力,仍處于被動嵌入的邊緣位置。老撾與緬甸的前后向嵌入度均處于東盟末位,產業結構更為初級,出口產品仍以木材、農產品、紡織品為主,缺乏有效的工業承接能力與制度對接機制。此外,這類國家在基礎設施、營商環境和外資吸引力方面也存在明顯短板,難以形成區域價值鏈內部的有效節點。“低度嵌入型”國家在全球貿易重構背景下最容易受到邊緣化沖擊,尤其在中美制度競爭加劇、非關稅壁壘抬升的背景下,缺乏原產地合規能力和制度應變機制,可能在貿易體系中持續處于低參與、低議價能力的被動狀態。

越南屬于典型的“加工型后向嵌入”國家,其后向嵌入度在東盟國家中最高,2020年達到0.54,而前向嵌入度僅為0.28,兩者差距顯著。這種結構說明其制造業深度嚴重依賴外部中間品輸入,主要承擔終端組裝、加工與出口的功能。近年來,越南在電子組裝、紡織成衣和消費電子領域出口快速增長,但核心環節如IC設計、主控芯片、模組封裝等關鍵中間品仍嚴重依賴進口,尤其來自中國、日本和韓國。這種以“高輸入—低內嵌”為特征的制造路徑,使越南成為中美貿易摩擦背景下的主要承接地,但其出口附加值率整體仍偏低。例如,據OECDTiVA(2021)數據顯示,越南制造業出口中本地增加值比例僅為45.54%,低于泰國(62.90%)和馬來西亞(63.11%)。“加工型后向嵌入”國家面臨的核心挑戰是如何從“接單組裝”向“自主研發”和“價值鏈躍升”過渡,否則將長期處于易替代、高競爭的低端制造位置。

五、東盟與中國貿易共建區域價值鏈

自2018年以來,全球價值鏈體系進入新一輪調整周期,呈現出區域化趨向與功能再分工并行的重構態勢。在此背景下,東盟國家作為中美兩大經濟體間的關鍵中介節點,其對外貿易結構呈現出顯著新特征:一方面,東盟對美國出口規模持續擴大,出口產品呈現出從勞動密集型向資本與技術密集型升級的趨勢;另一方面,東盟國家通過深化與中國在中間品貿易、產能對接與規則互通等領域的協作,持續嵌入區域價值鏈分工網絡,在多邊分工體系中逐步形成雙向深度參與模式。

(一)貿易層面的深度互嵌

近年來中國與東盟國家在中間品貿易中的互嵌關系不斷加深。表3匯總了2018至2024年間中國對東盟主要中間品出口變動情況,涵蓋食品工業原料、初級原材料、工業燃料與資本性零部件。2024年,東盟從中國進口的中間品總額已達到3091.55億美元,占東盟進口總額的23.28%,較2018年增長78.63%,年均增速達10.15%。在區域價值鏈中,中國主要承擔上游中間品供給與生產性投入角色,東盟國家則逐步強化其終端產品組裝、功能加工和出口轉化等中下游環節功能,體現出區域內高度協調的生產性互嵌關系(Han,2019)。這種貿易格局與Baldwin(2016)提出的“亞洲工廠(Factory Asia)”范式高度契合,強調區域間在價值鏈不同階段的功能性協作與共生發展。中國在多個行業的中間品供給能力成為東盟制造體系的重要支撐,而東盟國家則以自身勞動力、區位與制度優勢,承接中游加工與終端組裝任務,促進區域制造體系在全球生產網絡中的協同躍升。

從國別結構來看,近年來東盟主要經濟體自中國進口中間品的規模顯著增長,呈現出產業耦合加深、功能分工明晰的趨勢。2024年,越南自中國進口的中間品總額達到1088.30億美元,較2018年的539.66億美元增長超過102%,表明其制造業擴張與對美出口增長過程中,中國中間品在關鍵工序上的功能性嵌入不斷深化。特別是在電子組裝與機電產品等高附加值行業,中國提供的電路板、顯示模組、電機元件等核心部件已成為越南出口成品的重要技術基礎。馬來西亞表現出類似趨勢。2024年從中國進口中間品總額為453.94億美元,其中硅晶片、封裝材料和自動化設備等構成其半導體產業鏈上游的關鍵投入,占比超過60%。已有研究指出,馬來西亞對美出口終端產品中,約三分之二可溯源至中國產零部件,說明中馬在高技術制造業中已建立起穩定的垂直分工路徑(Zhang & Li,2025)。菲律賓和印度尼西亞亦顯示出中間品進口的持續擴張。2024年,菲律賓中間品進口額達235.16億美元,較2018年增長43.12%;印度尼西亞同期從241.87億美元增至413.71億美元,增長71.05%。二者在電子組件、機械設備等領域的加工與裝配能力提升顯著,而這一過程顯然建立在對中國高技術中間品持續獲取的基礎上,體現出區域內功能互補型產業協作的深化。柬埔寨雖仍以輕工制品出口為主,但其中間品進口年均增長超過15%,2024年總額達105.89億美元,較2018年增長134.95%。這表明其正由傳統勞動密集型加工模式,逐步向組裝導向的制造業過渡,體現出價值鏈上移的初步特征。新加坡則作為東南亞高附加值制造與服務樞紐,2024年從中國進口中間品280.13億美元,主要集中于ICT設備、醫療器械與精密零部件,展示出其在區域價值鏈中的技術節點地位。

圖5展示了2018年至2024年間中國對東盟國家出口中關鍵零部件(印刷電路板PCB、集成電路IC、自動化設備等)的占比變動情況。從圖中可見,馬來西亞在集成電路的進口上遙遙領先,于2023年達到峰值,越南與菲律賓在印刷電路板、集成電路和自動化設備進口比例亦持續上升。反映出這類國家正通過“中間品輸入—終端產品出口”路徑嵌入國際分工體系,并逐步在全球電子制造與精密組裝領域建立本地優勢。而文萊、老撾等國對關鍵中間品進口水平低且波動較小,反映其制造能力相對有限,尚未形成嵌入區域價值鏈的產業支撐條件。

此外,東盟對中國的出口也呈現出穩步增長態勢,且出口結構中中間品與功能性部件所占比重不斷提升。以越南為例,2024年其對中國出口額達986.78億美元,較2018年增長54%以上;馬來西亞則從632.05億美元增至1105.50億美元,反映出雙邊貿易中電子類與高技術產品比重持續上升。泰國、新加坡等國對華出口亦表現出結構性協同增強趨勢。進一步觀察HS編碼重合性可發現,2024年東盟對美出口前十大商品類別中,有九項同時出現在中國對美出口的前二十位品類中,包括電氣設備(HS85)、機械設備(HS84)和精密儀器(HS90)等關鍵行業。這種產品結構的高重合度表明,東盟并非在中國產品“退出”基礎上進行替代式進入,而是在中國中間品持續溢出的基礎上,實現了區域分工協同與功能性嵌套參與(Vertically Integrated GVC Participation)。

正如Athukorala(2021)所指出,當前全球生產體系正呈現“終端多樣化、核心集約化”的結構調整趨勢。在此格局中,東盟通過構建中間品進口與終端產品出口之間的協同路徑,進一步提升區域制造系統的整體效率與適應能力;而中國則憑借強大的中間品供給與制度型配套,扮演著區域價值鏈中的“關鍵支撐者”角色。這種貿易互嵌關系不僅提升了區域制造網絡的集成度,也為構建更具韌性與協同優勢的區域價值鏈體系奠定了堅實基礎。

(二)制度和規則層面逐步對接

在全球多邊貿易機制區域再組織與規則多元化進程中,中國與東盟通過多層次制度安排構建起穩定的貿易規則協調機制,推動區域價值鏈從要素流通走向規則共建,實現制度和規則層面逐步對接。當前RCEP與中國—東盟自貿區(ACFTA)已成為雙方制度合作的重要支柱,為雙方的產業鏈供應鏈合作提供了制度保障與規則協調機制。

首先,RCEP所確立的原產地累計規則、關稅減讓與貿易便利化規則,大幅降低了區域內跨境中間品流動成本,強化中國與東盟國家在區域價值鏈上的協同配置。根據RCEP協定,越南對中國91.3%的農產品取消關稅,中國則對越南92.6%的農產品實行零關稅。這種雙向減讓模式為兩國乃至整個中國—東盟區域貿易協同創造了巨大空間。該協定確立的原產地累積機制允許企業在多個成員國間累計生產環節,有效放大了中間品“區域產地身份”效應,提升了跨國組裝與加工活動的收益率。截至2024年,中國與東盟雙邊貿易額已達9823.40億美元,連續五年互為最大貿易伙伴。RCEP提供的制度性貿易基礎被認為是推動區域貿易快速恢復與擴展的關鍵機制。尤其值得關注的是,2025年中越雙方簽署的《加強產供鏈合作諒解備忘錄》,明確提出將依托RCEP框架,在貿易通關、投資便利、關鍵行業規則銜接等領域建立更為密切的合作機制,不僅為雙邊產業鏈協作提供制度支持,也為區域層面制度對接向縱深推進“提供支點”。

其次,中國—東盟自貿區(ACFTA)3.0版談判已于2025年初實質性完成,拓展了在數字經濟、綠色貿易、供應鏈互聯互通、技術標準對接等新領域的制度協調空間。與RCEP強調貿易自由化不同,ACFTA3.0更關注政策協調與制度創新機制的升級。例如,圍繞電商監管、可持續認證、智能物流平臺等議題,中方與東盟多國啟動了多輪規則磋商。海南自由貿易港作為中方推動“政策疊加型樞紐”建設試點,成為東盟企業制度落地合作的“過渡區”。2025年4月舉辦的第五屆中國國際消費品博覽會上,馬來西亞、柬埔寨、新加坡等國企業已通過設立投資機構與品牌轉化項目,開啟從“展品向商品”轉型、從“單向出口”向“平臺協作”躍遷之路。

再次,制度互嵌進程還體現在中國與東盟多個成員國之間雙邊經貿規則協調的實質性推進上。例如,2022年6月,中國與新加坡共同簽署了《關于加強數字經濟合作的諒解備忘錄》以及《關于促進綠色發展合作的諒解備忘錄》;2024年6月,中國與馬來西亞共同簽署了《關于加強數字基礎設施與綠色投資合作諒解備忘錄》,推動在綠色金融標準、碳交易平臺、清潔能源認證等方面開展規則對接工作。此外,中國與印度尼西亞、越南、柬埔寨也已簽署了兩類備忘錄。

總之,隨著RCEP和ACFTA聯合推進,以及雙邊經貿規則加速對接,中國與東盟已邁入制度型合作的新階段。在中美貿易博弈的大背景下,這種制度協同不僅為雙方的經濟合作賦予了預期穩定性,還為區域供應鏈的抗壓性和韌性提供了新支撐。

(三)企業層面的深度合作

在企業層面,中國與東盟國家之間已逐步建立起以制造協作、資本聯動、技術合作為核心的多層次合作網絡。2024年,中國對東盟直接投資同比增長12.6%,投資重點集中于新加坡、印度尼西亞、泰國等,投資行業覆蓋制造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批發零售業等多個領域。中國在東盟外資結構中的地位持續上升,已經成為第二大外資來源國。

從投向結構來看,馬來西亞、越南和泰國是中國企業布局東南亞的重要目的地,尤其在電子制造、清潔能源、ICT等領域形成了較為成熟的跨國協作鏈條。根據中國商務部的數據顯示,2024年中國對越南的投資增速明顯,其中大量資金流向了ICT和制造業等領域。如晶科能源在越南北江省建立的7GW光伏組件基地。自2018年美國對華光伏產品征收高額關稅后,晶科通過在越南設廠,規避貿易壁壘。同時,得益于北江省成熟的產業集群,晶科獲得了玻璃、鋁邊框等關鍵原材料的供應,顯著降低了物流成本。到2023年,該工廠的實際產能已達9.2GW,占晶科全球組件產能的15%,成為最大海外生產基地,出口量的80%銷往美國,助力晶科在全球市場的布局。該項目還引入了N型TOPCon電池技術,提升了當地生產環節的技術水平,同時通過本地供應鏈配套與自動化改造,緩解了勞動力與能源成本上升的壓力。這種以“高技術產線”+“本地資源”的布局模式,正成為中國制造企業“走出去”的典型路徑之一。

與此同時,來自東盟國家的企業也在不斷拓展在華布局。新加坡、馬來西亞和泰國已成為中國吸引東盟投資的重要來源地,特別是在金融、綠色能源、現代服務業等領域表現活躍。以新加坡為例,2023年其對華投資存量達1348.3億新元,是中國第二大東盟投資來源國。新加坡企業在華投資結構呈現出多元化趨勢,涵蓋商業地產、綠色經濟、金融服務與消費品等板塊。例如,凱德投資(CapitaLand Investment)通過設立人民幣母基金,投資于中國商業園區與長租住房,首期金額高達50億元人民幣,新加坡主權基金GIC亦持續深化對中國綠色能源與科技消費企業的布局,逐步形成以長期資本、本地化管理為特征的組合型投資模式。

企業層面的互動合作已成為中國與東盟經貿關系的重要支撐。在RCEP規則協調與區域價值鏈重塑的背景下,雙方在制造業領域形成了“上游—中游—出口”式的結構化分工體系。中國依托原材料、關鍵零部件和設備制造等上游能力,為區域制造網絡提供核心支撐;東盟則通過承接中下游的組裝、加工與物流環節,提升了對全球市場的供給能力。在電子、消費品與機械制造等領域,雙方企業通過上下游協作,正逐步實現從單一貿易往來向區域價值鏈協同建設的轉變。這一合作結構不僅提高了企業跨國運營效率,也在全球價值鏈區域化重構的趨勢下,為中國與東盟間構建更穩定、更有韌性的產業生態系統提供了支撐。隨著企業間的互補能力增強與制度合作深化,中國與東盟的經貿關系正朝著更高水平的“協作型”模式演化,為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注入新的動能。

六、東盟對外貿易結構重塑的挑戰與應對策略

在中美博弈加劇與全球價值鏈重構的大背景下,東盟各國的對外貿易結構正經歷深刻重塑。盡管部分國家在出口規模與產業鏈嵌入層級上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但整體仍處于較低附加值環節,面臨外部不確定性增強、內生能力不足和制度適應性差等多重挑戰。隨著各國在全球產業分工中角色日益分化,東盟整體表現出結構性轉型與路徑差異化的趨勢。

(一)東盟國家面臨的主要挑戰

1.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加劇

東盟國家同時嵌入中美兩個大國經濟體系,需應對不同規則體系的疊加與沖突,尤其在原產地規則、環保標準和技術監管方面,不確定性顯著增加。例如,美國針對越南、馬來西亞等高度依賴中國中間品出口的國家加強原產地審查程序,這導致相關企業面臨額外的合規成本與貿易風險。此外,美國的“對等關稅”政策與差別化征稅措施進一步加劇了出口的不確定性,如柬埔寨與泰國被美方列為“懲罰組”,面臨高達36%的關稅,貿易環境進一步惡化。

2.內生能力不足的瓶頸制約

東盟部分國家仍嚴重依賴外資主導的出口導向型發展模式,自主技術和產業升級能力不足。越南出口中外資企業貢獻占比超過70%,①高度依賴外資主導的制造模式,本地企業在研發設計、品牌創建方面的參與度有限。此外,菲律賓、印尼等國家在技術研發、技能培訓與基礎設施建設方面投入不足,長期處于“貼牌制造”與加工環節,難以實現真正的產業鏈躍升。

3.出口偏重低附加值加工環節

盡管東盟國家出口總量增長迅速,但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定位仍以加工組裝和初級制造為主,與中國出口產品結構高度重合,且處于價值鏈末端。例如,菲律賓出口的電子產品主要依賴進口的中國產核心部件,本地制造業能力仍以OEM為主,缺乏自主技術驅動。即使產業能力較強的新加坡與馬來西亞,也多集中在封測與后端工序,難以向產業鏈前端的設計、品牌和高端研發環節邁進。

(二)東盟國家對外貿易轉型的風險

根據各國在產業基礎質量、制度適應能力與全球價值鏈參與度上的差異,結合最新美方關稅施壓分類,可將東盟國家的貿易轉型路徑劃分為四種典型類型。

1.制度升級者:新加坡(豁免組)與馬來西亞(觀察組)

該類國家具備成熟的產業體系與較強的制度適應能力。新加坡作為豁免組國家,制度環境穩定,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后向嵌入度達0.46,長期位居東盟首位,其在生物醫藥、精密儀器與ICT等高附加值產業中具有深度參與能力。憑借良好的合規環境與高標準制度框架,新加坡不僅與美國、歐盟等經濟體保持廣泛制度對接,還積極參與RCEP和CPTPP等區域制度建構,并在數字經濟、綠色貿易等新興領域發揮規則塑造作用,制度嵌入優勢明顯。馬來西亞在半導體封測、精密制造等高技術領域占據關鍵地位,2024年其對美出口中半導體相關產品占比達46%,顯示其產業競爭力持續提升。盡管仍存在外資依賴、芯片設計能力薄弱等問題,但隨著“2030國家產業藍圖”的推進,馬來西亞正通過政策工具推動制造業向高附加值環節升級,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功能定位逐步前移。

2.戰略型競爭者:越南與印度尼西亞(談判組)

越南和印度尼西亞通過積極對美談判,成功降低了關稅壓力,在區域競爭中具有一定戰略回旋空間。越南是近年來東盟內部參與全球價值鏈最為活躍的國家之一,其后向嵌入度在2024年已居東盟前列。在電子裝配、機械制造、紡織等領域,越南出口規模迅速擴大,成為全球制造網絡中的關鍵節點。但“高參與、低主導”的外資依賴模式限制其進一步升級。印尼盡管具有一定的規模經濟與區域影響力,在資源加工領域具有優勢,但其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功能層級較低,尚需通過制度改革與產業升級實現更高層級的參與,以避免陷入低附加值陷阱。

3.猶疑型過渡者:菲律賓(談判組)與泰國(懲罰組)

此類國家雖在部分傳統產業或中間品制造環節中具備一定基礎,但在制度轉型與產業升級方向上呈現出不確定性,存在路徑搖擺與政策失配風險。菲律賓雖成功將擬征稅率下調至19%,但其在電子制造領域仍高度依賴外資,且本地企業參與度有限,產業鏈自主能力不足。泰國的價值鏈參與度高達0.77,展現出較強的制造基礎與雙向嵌入能力(前向0.40,后向0.37),尤其在汽車、家電等領域具有區域優勢。但高附加值產業發展乏力,技術升級路徑模糊,加之政策延續性不足,使得其結構轉型處于“猶疑期”,易受外部沖擊影響。

4.邊緣化國家:文萊(觀察組)、柬埔寨、緬甸、老撾(均為懲罰組)

該類國家面臨最為嚴峻的結構性約束,表現為產業結構單一、制度適應能力低與價值鏈嵌入層級淺,存在被區域發展主線“邊緣化”的風險。文萊雖擬征稅率為25%且GVC參與度達0.59,但其經濟嚴重依賴油氣資源,缺乏制造能力與技術基礎,產業結構單一,制度改革力度不足,面臨資源型依賴的“結構鎖定”。柬埔寨高度依賴服裝、鞋類等勞動密集型產業,對美出口結構中規避性轉口比重較高,缺乏本地制造能力與技術標準支撐。2024年已被美國列為貿易審查重點國,面臨關稅上調與原產地溯源壓力,貿易可持續性受到挑戰。緬甸、老撾則處于更為邊緣的位置,其產業以原材料、農林產品或低附加值輕工制品為主,制造業基礎薄弱、創新能力不足,GVC參與多為間接或低效嵌入,制度建設滯后,缺乏有效的產業鏈承接能力。

(三)應對策略建議

在全球價值鏈重構與大國博弈持續深化背景下,東盟國家對外貿易轉型不僅面臨外部環境的規則重塑,也亟須內部發展邏輯重構。考慮到東盟國家在制度適應、產業基礎與嵌入層級上的異質性,應根據不同國家類型設計差異化政策策略,以實現區域協同背景下的價值鏈躍升與制度效能提升。

第一,制度升級者國家(新加坡、馬來西亞)應持續推動高端技術研發與自主制造能力建設,深化與全球主流經濟體的制度協同,增強高端產業的自主可控能力,減少對外依賴。首先,重點加強技術標準與國際制度對接,特別是在綠色貿易、數據治理、數字支付等新興領域,推動與中、美等主要經濟體的規則對接,提升制度軟實力,增強在國際貿易中的議價能力。其次,推動自主可控的高端制造鏈條構建,設立國家級產業協同平臺,降低對外依賴風險,增強產業鏈的自主性和安全性。此外,深化與中國及東盟國家的創新合作機制,推動區域創新試驗區、聯合實驗室等平臺建設,提升跨境創新資源的整合能力,并在區域制度演進過程中發揮引領作用,提升整體經濟的抗風險能力和競爭力。

第二,戰略型競爭者國家(越南、印尼)需積極推進產業鏈本地化和高附加值環節布局,利用制度性談判成果強化市場準入能力,建立更穩定的產業鏈協作機制,推動產業從加工制造向自主研發與設計轉型。首先,建立高附加值導向的產業激勵機制,利用政策性引導資金和制造業再投資優惠政策,推動外資企業在當地設立研發中心與設計部門,實現技術密集環節的本土化嵌入,逐步向價值鏈高端邁進。其次,優化制度環境,強化與全球主流經濟體(如OECD、WTO等)兼容的原產地認證體系和環保標準,提升在全球貿易和投資協議中的合規能力與適應性,增強其國際競爭力。最后,深化多邊產業互嵌機制,聯合推進智能制造、新能源裝備等高潛力領域的投資合作,從而打破現有的路徑依賴,增強自主主導能力,實現產業鏈的高質量升級。

第三,猶疑型過渡者國家(菲律賓、泰國)需明確產業升級方向與政策支持體系,強化制度適應能力建設,幫助本地企業提升參與全球價值鏈的能力,降低路徑不確定性風險。首先,制定中長期產業戰略,重點明確數字制造、生物經濟等高技術領域的發展路徑,形成穩定的政策預期,從而對產業升級提供清晰指引。其次,提升中小企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參與能力,政府應通過建設數字供應鏈平臺、推出合規標準扶持政策等措施,推動中小企業與外資及跨國企業的垂直協作,打通內外連接節點,進而增強本土企業的全球競爭力。最后,建立中泰、中菲多邊政策對話機制,定期與中國開展政策磋商,強化在關稅協調、原產地規則、出口監管等領域的聯動機制,提高政策應變能力和應對外部挑戰的靈活性。

第四,邊緣化國家(文萊、柬埔寨、緬甸、老撾)則應聚焦基礎設施和制度建設,發展本地制造能力,積極融入區域價值鏈合作體系,防止在全球價值鏈重組背景下的邊緣化趨勢。首先,重點發展本地配套和基礎制造能力,通過設立專項資金支持基礎產業(如紡織、輕工、農產品加工)的現代化改造,建設區域級產業園區和物流樞紐,以增強這些國家承接全球產業鏈的能力。其次,推動產業協作“帶扶一體”機制,積極與中國及東盟核心經濟體共建“協作園區”,促進本地企業深度嵌入跨國產業鏈,實現技術擴散,提升本地產業的技術水平和附加值。最后,強化區域人力資本和制度支援機制,建立聯合職業教育和培訓體系,提供必要的技術和制度合規支持,降低其進入全球價值鏈的門檻。

綜上,東盟國家在全球貿易重構背景下需堅持差異化治理路徑,以制度協同帶動產業升級,以產業發展支撐制度創新,最終提升整體在全球價值鏈中的競爭地位與經濟韌性。

來源：《印度洋經濟體研究》2025年第4期